重新发布
拼凑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
方觉
2010年5月29日
“民运分子”王有才等人，1998年6月突然在浙江提出“申请注册”所谓“中国民主党”。其实际企图，是以“组党”为名拼凑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以“申请注册”为名制造事端。
参与1998年所谓“组党”的“基本成员”，是少量1979年“民运”中坚持反共立场和反华立场的人，以及少量1989年“风波”中坚持反共立场和反华立场的人。
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出现了更好的局面。到1998年春天，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外交形势，都有了新气象。
“十五大”后不到两个月，我拟了一份题为《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政治建议，倡导深化改革，主张根据新的国际情况完善外交政策。这份政治建议的基调同当时发展、改革、稳定的趋势相一致。
但是，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为了继续反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利用残剩的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采用敌对组织的方式，干扰正在前进的发展、改革、稳定的健康形势。
1998年6月我在北京，多次批驳了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制造“组党”事端。
2002年11月起，习近平同志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预示着新一代政治家的前景。
2004年王有才突然被放到美国，阴险诡秘地继续推动浙江的“中国民主党”。若干在浙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表或传播极端言论，煽动或从事极端活动。王有才乃至策划：让个别在浙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创造机会“被捕”，从而产生所谓“国际影响”。为此王有才还打算事先为“准备被捕者的家属”筹集“资助款”，以免除“准备被捕者”的“后顾之忧”。这类不择手段的阴谋作法，进一步暴露了所谓“中国民主党”的阴暗背景。
2004年、2005年、2006年，我在美国多次批驳了王有才等人鼓动浙江的反共活动和反华活动，也多次批驳了王有才等人试图把中国国内的反共活动和反华活动同外国的反共活动和反华活动串通。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之后，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越来越恐慌，因为它们没有能量和机会改变中国的政治进程，于是加紧利用中国境内外的“民运分子”和“异议分子”制造新的事端，妄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骚扰将要主政的新一代政治家。
王有才等人从2009年秋天到2010年春天，在美国匆忙拼凑所谓“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那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基本成员”，同样是污七八糟的少量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
积极参与拼凑“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包括在美国的背景阴暗的“民运分子”王军涛。此前王军涛从来不是“中国民主党成员”。“十七大”后，王军涛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一些反共反华的中文媒体上，连篇累牍发表污蔑习近平的文章。与此同步，突然积极参与拼凑“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王军涛的留在中国国内的同伙陈子明，则暗中怂恿王军涛在国外的活动。
赞同拼凑“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在美国的一仆几主的“民运分子”胡平，也一再散播：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主政后“做不了什么事”，中国是“人类的危害”。
王有才则故作昏言：要通过“组党”推出同习近平等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相“抗衡”的“领军人物”。
我在美国多次批驳了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拼凑所谓“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端。
习近平同志2002年11月至2007年3月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注重发展经济、注意改善民生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浙江的社会稳定，包括王有才在内的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在浙江未能找到空隙。2008年习近平同志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主管北京“奥运会”相关事务，同样有效地防止了中国境内外的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试图搅乱“奥运会”。
那些拼凑起来的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没有政治资源，没有公众支持，没有组织基础，没有活动空间，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军人物”。
某些方面妄图利用反共分子和反华分子以反对新一代政治家，妄图通过污蔑和昏言以树起敌对势力，妄图操纵事端以干扰发展、改革、稳定，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注定要承担责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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