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布
返回中国阻挡不住
方觉
2009年12月31日
从2003年1月24日开始，我被迫客居美国。这是中国的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图谋阻止我留在国内支持成长中的新一代政治家。
我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客居美国。虽然按照美国的法律和政策，我有权快速申请美国永久居民，继而申请美国国籍，但是我从未进行这类申请。我坚信，被迫客居美国只是暂时状态，一定能返回中国。
1997年11月15日，中共“十五大”结束不到两个月，我拟就了一份政治建议，题目：《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倡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并主张中国根据冷战后新的国际态势调整外交政策。这份政治建议的基调是建设性的、积极的、正面的，没有任何煽动言词，没有任何过激主张，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为了给成长中的新一代政治家制造政治陷阱，阴谋“牵连”成长中的新一代政治家，自1998年7月23日起对我实行了4年的非法监禁。这是一起明显的错案。我对它们的阴谋始终坚决抵制。
2002年7月22日我恢复人身自由后，准备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工作，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然而，2002年11月4日，即中共“十六大”召开前4天，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对我非法“拘传”，继之非法“监视居住”，目的是“十六大”后强迫我客居美国，把我强行纳进“中美人权对话”范围，防止我留在中国国内支持新一代政治家。这也是一起明显的错案。我对它们同样进行了坚决抵制，被迫客居美国以来，继续明确支持新一代政治家，一直同西方的“人权外交”保持距离。
这两起错案，都必须纠正，也必将纠正。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对纠正错案的前景相当担忧。
将我强制送到美国后，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通过多种途径，不择手段地挑动我参与“敌对活动” 、参加“敌对组织”，以便将我划入“敌对势力”，从而消除纠正我的两起错案的前景，消除一个新一代政治家的有力支持者。这种试图壮大“敌对势力” 、增加“敌对分子”的作法，是违反政治纪律、违反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
但是，我在美国从来不参与“敌对活动”，始终不参加“敌对组织”，坚持站在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违反政治纪律、违反政治原则的作法，使将我划入“敌对势力”的圈套落空。因而，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对纠正我的两起错案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2007年3月，我拟就了另一份政治建议，题目：《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并于2007年4月公开发表，第一个提出：中共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应该包括在改革开放中长期有良好表现的习近平，从而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作出合适的准备。（重新发布于2011年1月5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
2007年10月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一中全会，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
我的这个政治建议，这个政治建议被中国政治进程验证，引起了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恐慌。它们不得不估计到新一代政治家将在“十八大”后主政，不得不估计到我在“十八大”后返回中国，不得不估计到我返回中国将导致纠正针对我的两起错案。届时，它们没有足够的权力阻挡我返回中国，也没有足够的权力阻止纠正针对我的两起错案，更没有足够的权力阻挠我支持新一代政治家。出于反对新一代政治家的宗派目的，它们妄图对我日后返回中国事先设置障碍。
我于2003年被迫客居美国后，仍在北京和福州保留了两所住宅。这两所住宅都是政府部门的房产，由我长期使用。继续保留这两所住宅符合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因为我客居美国仍是中国公民，仍享有在中国的权益。我在美国一直交纳在中国的两所住宅的房租。
我被送往美国之前3个月，一个叫贾柯夫的陌生人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主动与我接触。我客居美国的第二年，贾柯夫又主动表示愿意代管我在中国的两所住宅。
2005年，贾柯夫在电话中特意提及：他是陈子明的朋友。并建议我阅读陈子明办的网站。还阴险地提示：陈子明办的网站是和某些机构“勾着的”。我当即表示：对陈子明不感兴趣，对他办的网站也不感兴趣，对同某些机构“勾着的”人更不感兴趣。
自2007年起，贾柯夫、陈子明、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在不通知我、也不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我在北京的住宅提供给所谓陈子明、王之虹的“朋友”居住，非法侵占了我的北京住宅。
我于2008年10月书面通知贾柯夫：必须责成非法侵占我的北京住宅者于2008年12月31日前迁出，自2008年12月31日起解除贾柯夫代管两所住宅的授权。贾柯夫拒绝交还我的两所住宅。非法侵占北京住宅者也拒绝迁出。我又于2009年2月书面通知陈子明和王之虹：非法侵占我的北京住宅者必须迁出。陈子明、王之虹拒绝督促所谓“朋友”迁出。
2009年10月，我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律师和陈泽睿律师，代表我通过法律途径处置住宅被非法侵占。
2009年11月，有关律师向我转告：非法侵占北京住宅者请求我不要牵涉陈子明和王之虹。如果我同意不牵涉陈子明和王之虹，非法侵占北京住宅者愿意对我“多出钱”。我当即驳回了这种下作的“交易”。
同时，有关律师向我转告：有关方面“希望不要把房屋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我随即驳斥了这种掩饰，指明：同某些机构“勾着的”人，是在协助某些机构对我日后返回中国事先制造“住房障碍”，这其中存在政治图谋。
有关律师向我转达非法侵占北京住宅者愿意“多出钱”以掩护陈子明和王之虹，向我转达有关方面希望掩饰非法侵占住宅的政治原因，超出了律师依法执业的范畴，超出了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超出了律师应该与“有关方面”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
我驳回了非法侵占北京住宅者的“交易”，驳斥了有关方面的“希望”之后，两位律师即不再同我联系。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事情的背景和真相。
非法侵占我在中国保留的住宅，是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违反法律、违反政策的新错误。这个新错误同两个针对我的错案一样，必须纠正，也必将纠正。
某些机构操纵陈子明、王之虹、贾柯夫一类背景阴恶的渣滓痞子，对我采用流氓无赖手法，表现出它们（他们）黔驴技穷，卑鄙无耻。
某些机构为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服务，这种越权和滥用职权，需要在中共“十八大”后予以整肃。
我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返回中国，不取决于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的阻挡妄想，取决于新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意愿。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无法凌驾于未来的中国领导层之上，更无法凌驾于未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上。
多年来，帮派势力、别有用心者恶意地把它们制造的针对我的两起错案的主要责任，“安放”在江泽民同志身上，以掩盖它们蓄谋反对新一代政治家的帮派伎俩。我一直没有上过它们的这个骗局。
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作过长期贡献，对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有效地防范了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落入帮派势力手中，有效地防范了人民军队的领导权落入帮派势力手中。江泽民同志的主要同事曾庆红同志，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最具政治才干、最有工作能力的一位。在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等支持下，中国领导层大多数成员在2007年“十七大”确定了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标志着帮派势力开始衰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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