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国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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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国的人权问题

方觉

2010年7月27日

        经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我从2003年1月起客居美国。

        在这7年半时间里，我一直拒绝参与任何反共反华活动，一直拒绝参加任何反共反华组织，从而引起美国某些方面的不满，受到多种压力。

        虽然我在美国有合法的就业权利，但是7年半中，有5年半处于失业状态。美国某些方面阻挠我寻找工作，以此给我制造“经济困难”，妄图迫使我“就范”。导致我曾经因没有能力交纳低微的房租，被房主逼迫搬出。也曾经因没有能力购买食物，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天前往民间慈善机构食用为赤贫者提供的粗劣的免费餐饮。尽管如此，我仍然拒绝参与反共反华活动，拒绝参加反共反华组织，不靠反共反华“谋生”。

        我曾经在纽约的公园做限期6个月的季节性工人，从事野外劳动，夏季的高温和大量蚊虫叮咬，造成多处皮肤发炎溃烂。尽管如此，我还是拒绝参与反共反华活动，拒绝参加反共反华组织，不靠反共反华换取“好工作”。

        目前我在纽约的一家老人院当清洁工人。这个老人院的老人几乎都是贫困者，相当一部分老人身有残疾或精神障碍。我是那里最低层次的清洁工人，领取最低工资。只有能力租住一间地下室。尽管如此，我继续拒绝参与反共反华活动，拒绝参加反共反华组织，坚持对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提出建设性意见，坚持批评美国政府在对华事务中的错误做法。   

    在历史进程中能够指出方向的通常只有几个人，在一个大国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也只有几个人。我对美国某些方面的拙劣“压力”从来极为蔑视，不为所动。

    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美国，反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并没有消失。随着中国成长为新兴主要世界大国，美国出于自私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增加了越来越明显的反华倾向。原有的反共和现在的反华二者正在结合。这就是我拒绝参与反共反华的原因。

   

    我坚信，中国作为主要世界大国迅猛崛起是任何外部势力阻挡不住的，新一代政治家将引领中国的崛起也是任何外部势力阻挡不住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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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防建设 调高军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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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防建设     调高军费增长

方觉

2010年7月25日

        国际安全领域的最近动向，主要世界大国战略分歧的长期趋势，都要求中国加快国防建设。

        加快国防建设的基本条件，是保持较大幅度的军费增长。

        2010年中国的军费增幅为7·5％，2009年中国的军费增幅为14·9％，即2010年的军费增幅比2009年的军费增幅剧烈下降了近50％。

        1990年至2009年的20年间，有19年中国年军费增幅超过10％。

        1990年至2009年的20年间，中国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显著进步是以军费的较大幅度增长为保障的。没有军费的较大幅度增长，就不会有国防现代化的显著进步。

        虽然此前20年中国在国防现代化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中国还没有成为军事强国，中国国防还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远洋海军严重不足，战略空军严重不足，陆军全地域跨地域作战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相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中国的国防建设还未做到同步协调；相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壮大，中国的国防实力还不是长项；相对于中国的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快速扩展，中国的国防发展还不能全面覆盖中国的对外利益。

        所以，中国在国防现代化方面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有更大的工作需要做，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做。

        为此，必须调高军费增长。

        1. 中国通常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在百分之十以上，中国的年军费增幅至少不能低于百分之十。

         2. 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年军费增幅可以与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大致持平。

         3. 遇有重大国防建设需要，或出现严峻国际安全形势，中国的年军费增幅则要适当高于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这是确定中国年军费增幅的三条合理原则。

         2010年3月宣布中国军费增幅为7·5％时，初步核算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8·7％。年军费增幅7·5％明显低于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后来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初步核实是9·1％，年军费增幅7·5％更低于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全面经济萧条，8·7％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在各世界大国中仍是最高的。同时，地区安全形势和全球安全形势都没有出现良好状态。因而不存在剧烈降低2010年军费增幅近50％的国内需要和外交需要。

         2010年中国经济正在迅速上升，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可能超过百分之十。因此，2011年的中国军费增幅不应低于百分之十。

        目前中国年军费开支仅占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个比例远低于其它世界大国年军费开支占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是一种不平衡现象，也是一种不公平现状。这个不平衡和不公平应该改变。中国必须保持较大的军费增长幅度，尽快使年军费开支占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其它世界大国的通常水平。

        长期以来，在所有世界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所以中国有经济余地加快国防建设，有经济能力保持较大的军费增幅。要充分认识国防发展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极其重要地位：国家利益最终是要靠国防力量来捍卫的，经济建设最终是要靠国防实力来保护的。

        加快国防建设，保持较大的军费增幅，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系，是中国的战略需要。在这方面没有必要过分关注外国的杂音，更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杂音让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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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方面鼓动废除最高领导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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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方面鼓动废除最高领导人选

方觉

2010年7月17日

        2010年4月号、5月号、6月号三期香港《动向》杂志，连载了假名“王功谠”的文章，反复煽惑：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废除习近平的最高领导人选位置。

    《动向》杂志刻意标明“王功谠”的文章出自中国大陆，而《动向》杂志的主编也来自中国大陆。

习近平作为中共“十八大”的最高领导人选，是由2007年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一中全会安排的。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在香港的杂志上公然发表废除中国执政党的主要人事计划的煽惑，公然主张违反政治规则和法定程序废除中国最高领导人选，有必要追究这是中国大陆哪个方面的鼓动，有必要追究是中国大陆的什么方面支持发表这种煽惑。

“十七大” 安排在改革进程中有着长期的良好表现的习近平作为“十八大”的最高领导人选以后，中国的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感到恐慌：它们害怕成为未来改革的对象，害怕宗派主义的干部使用方式未来受到清理，害怕新一代政治家纠正它们制造的错案，害怕新一代政治家处置它们的违规违纪违法。因此，它们梦想习近平的最高领导人选位置能够“改变”。于是，它们利用中国大陆之外的某些媒体，散布针对习近平的污蔑，编造针对习近平的谣言，传播“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还有可能“变化”。“十八大”越临近，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恐慌就越加深。现在“王功谠”煽惑采取违反政治规则和法定程序的手段废除习近平的最高领导人选位置，表现了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迫不及待。

 2008年，一个在美国的华人直接了当地问我：习近平的最高领导人选位置有没有可能变化？我也直接了当地回答：不可能变化。因为帮派势力没有足够的权威改变“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没有足够的实力改变“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没有足够的多数票改变“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

 2010年，另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心怀叵测地对我讲：中国是各自为政。我当即予以驳斥：未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任何方面都无权各自为政，都必须服从新的领导层。

    “王功谠”们当然不能各自为政，当然不能决定中国的人事安排，当然不能阻挡中国进一步改革，当然不能逃避违规违纪违法责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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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外部宗教势力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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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外部宗教势力进入中国

方觉

2010年7月16日

        若干年来，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和外国议员，特别注重“要求中国实行宗教自由”。

        他们所说的“宗教自由”，主要是指“信奉基督教的自由”。

        中国有自办、自立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那些外国人所说的“信奉基督教的自由”，实质是在中国开办“地下教会”的“自由”。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state ）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的立国原则。那些外国政府领导人和外国议员在国内是不允许表态支持教会的。但是他们却对其它国家的“地下教会”表示支持，这种做法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外交规则。

        某些外国人支持在中国开办“地下教会”，目的是推动形成偏出中国主流社会、偏出中国本土文化、偏出中国制度基础的分离力量，推动形成“亲西方”的群体，以此削弱中国的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冲淡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培育“基督徒”中的异议分子和极端分子。

    例如，2006年美国总统刻意会见了三个自称是“地下教会”的“基督徒”的中国大陆的“异议分子”，装模做样地同他们“交流信教心得”，还把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拉来见面。“信教心得”与“国家安全”本来无关，荒唐地将两者搅在一起，可见美国总统支持“地下教会”意在干扰中国的“国家安全”。

最近几年，中国境内一些“异议分子”，争相组织“地下教会”或加入“地下教会”，以“基督徒”的幌子从事反共反华活动，同中国境外的反共反华势力紧密合作，妄称“要按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鼓噪“要按基督教精神重塑中国人的灵魂”。

        一些外国的基督教团体，也试图到中国“开展活动”。

因此，必须禁止外部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必须遏制利用“地下教会”反共反华。

基督教（Christianity）中的新教（Protestantism）各派，有不同的教会。中国不能允许这类教会秘密地或公开地在中国发展“教徒”和“牧师（pastor）”，也不能允许打着这类教派招牌的“地下教会”与外国的教会合作。

        基督教中的天主教（Catholicism）一支，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梵蒂冈教廷（Vatican），有最高神职人员－教皇（Pope）。中国需要坚持不允许梵蒂冈任命中国境内的主教（bishop），坚持不允许外国的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秘密地或公开地在中国发展“教徒”和“神父（Father）”，坚持不允许打着天主教招牌的“地下教会”与外国的天主教会合作。

        基督教只是某些外国的历史遗存，不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产生基督教的基础。中国从来没有信奉过基督教，基督教也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主要信仰地位。在现代中国移植基督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有反共反华的政治考量和在中国制造离心倾向的战略图谋。

        中国境内外的一些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打着“基督徒”旗号的“异议分子”，夸张中国有一亿“地下教会”成员，这同“地下教会”的实际成员数量相去甚远。中国境内外的一些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打着“基督徒”旗号的“异议分子”，吹嘘“地下教会”是中国最庞大的异己力量，这同“地下教会”在中国的有限影响相去甚远。

        中国历来是世俗国家（secular state），历来是无神论国家。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主要世界大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可能“皈依基督教”的，正如“地下教会”不可能“改造中国”。

        这几年，我在美国多次批驳了某些方面企图利用基督教、利用“地下教会”扰乱中国。我尤其主张：中国不必同某些外国讨论“地下教会合法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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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反击“法轮功”的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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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反击“法轮功”的胡作非为

方觉

2010年7月10日

         2003年我在美国指出：“法轮功”走上了反共反华的道路。

        从2004年起，“法轮功”杂凑“九评共产党”，捏造“大批中共党员向法轮功声明退党”的谎言，蛊惑“天灭中共” 、“天灭中国”的迷信。

中国境内个别同“法轮功”相互配合的“异议分子”，例如高智晟，曾经声称“正在组织过渡政府” 、“准备起草新的宪法”，竭力煽动极端事件。

中国境外若干早已没落的“民运分子”，例如胡平、徐文立、魏京生、王军涛等，企图借助“法轮功”扩大衰败的“声势”。

台湾的一些反共反华势力，包括“台独”分子，力图通过支持“法轮功”，骚扰中国大陆的发展和稳定。

一些外国的反共反华势力，妄想扶持“法轮功”，给中国“制造麻烦”。

而中国的别有用心者，蓄意推动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寻衅滋事，利用“法轮功”不断诋毁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等。

别有用心者不但利用“法轮功”不断诋毁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等，而且利用“法轮功”集中攻击新一代政治家。从2003年开始，“法轮功”加紧诬蔑薄熙来同志，企图阻断薄熙来同志的政治前途。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法轮功”又把加紧诬蔑扩向习近平同志，妄想干扰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最高领导人选。

不断诋毁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加紧诬蔑习近平同志、薄熙来同志，暴露了“法轮功”的背后操纵力量。

        别有用心者安排的形形色色的人，夸大“法轮功”的活动能力，鼓吹“法轮功”是“最有实力的异议力量”。别有用心者甚至急不可耐地自己表述：“法轮功”影响最大，最受“关注”。它们妄图诱惑更多的人支持“法轮功” 、参与“法轮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法轮功”反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和新一代政治家，为帮派目标服务。

1999年7月以前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实际影响有限，成员数量远低于“法轮功”自我吹嘘的天文数字。1999年7月以后，中国境内的“法轮功”迅速瓦解，并且不可能重新集聚。

1999年7月以后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只是一个反共反华的迷信团伙，没有实际能量搞乱中国，也没有实际能量阻挡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这个反共反华的迷信团伙，不但被广大中国人民鄙弃，也被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鄙弃。2008年6月美国纽约市华人社区的民众对“法轮功”的捣乱予以回击，就是人心向背的证明。

    早在2006年，我就正告某些人：必须反击“法轮功”的胡作非为。

秘密地或公开地支持、推动档次低下、污七八糟的迷信团伙“法轮功”，表现出中国境内的个别“异议分子”饥不择食，表现出中国境外的一些“民运分子”穷途末路，表现出外国的反共反华势力荒唐可笑，表现出台湾的反共反华势力愚顽拙劣。尤其是表现出中国的别有用心者违规违纪违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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