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确定海上问题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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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确定海上问题的优先次序

方觉

2010年9月25日

2010年9月24日，日本释放了在有争议的钓鱼岛海区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这正如我2010年9月13日在美国发布的文章所判断的：只要中国坚守对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区的原则立场，同时不关闭谈判之门，日本就不会拼命扩大事态（见《警惕并应对美国搭建“海上联合阵线”》，重新发布于2011年4月3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日本“扣船扣人”后，某些反共反华势力煽动性地宣传：不排除中日因钓鱼岛争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我们决不能上这种激化中日矛盾的圈套。

    同样是在2010年9月24日，第二次美国－东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f 2ND U.S-ASEAN Leaders Meeting）对南海争议并没有明确表态。该联合声明共25条，只有第18条可以“推论”到南海争议。这一条的英文本如下：

       18. We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maritime security, unimpeded commerce,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universally agre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译成中文是：
        
        18. 按照有关普遍认同的国际法原则，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它国际海事法，我们重申地区和平与稳定、海上安全、无障碍贸易、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这一条仅仅是笼统的表述，甚至没有出现“南海（South China Sea）”这个关键词。此前，某些反共反华势力渴望第二次美国－东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宣布美国支持一些东盟国家对南海争议的立场。在中国反对无关国家插手南海争议的严正态度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军队适时展示了国防信心之后，反共反华势力恶化南海争端的图谋落空了。我2010年8月21日在美国发布的文章强调：美国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国，美国试图“介入”南海争议，没有国际法依据，也不符合外交惯例（见《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重新发布于2011年3月31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

      

        从2010年7月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主导在日本海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开始，中国周边海域出现了一系列安全问题。在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下，我们需要恰当确定海上问题的优先次序，不能四面出击，也不能平均用力。四面出击正中反共反华势力的下怀，它们希望中国由于四面出击而四面树敌，这样有利于它们搭建对抗中国的“海上联合阵线”。平均用力则会使中国的力量分散，无法有效应对主要的海上问题。

        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防重心区一直在环渤海和黄海地域。这个国防重心区包括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美国在日本海组织联合军事演习，特别是计划在黄海组织联合军事演习，构成了对中国国防重心区的安全问题。这是中国面对的最严峻的海上问题。

        美国最近还宣布恢复在关岛海域的军事演习安排。这种军事演习曾经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举行过，目的是训练美军“协防”台湾的能力。该军事演习已停办两年。现在美国恢复这种“协防”台湾的军事演习，显然是要鼓励台湾当局坚持“不统”的错误立场。联系到美国开始执行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军事装备的错误计划，美国明显是要利用台湾对中国大陆施加军事压力。这是中国面对的排在第二位的海上问题。

        中国与若干东南亚国家对一些南海岛礁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东南亚地区没有大国，更没有军事强国，形不成对中国的实质挑战。中国同东南亚各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经济关系。只要外部大国不介入南海争议，就可能争取缓解或继续搁置争议。所以，中国处置南海争议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持久地坚定地反对无关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无关国家”，首先是指美国。南海是中国走向全球的南侧主要通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经济价值。这是中国面对的排在第三位的海上问题。

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军事行动受制于战败国宪法，政府更换频繁，缺乏充分的财力、军力、政治意志力向中国提出安全挑战。所以，钓鱼岛争议不至于演变为日中战略对抗。中国在处置钓鱼岛争议以及某些东海海区争议时，最重要的是防止反共反华势力利用“美日安保机制”，挑动日中军事冲突，借此让美国“介入”日中争端。这是中国面对的排在第四位的海上问题。

        要而言之，我们在因应一系列海上问题时，要把战略重点和外交重点放到对付美国在邻近中国的国防重心区和政治中心的北部海域制造安全问题，以及借口“协防”台湾制造安全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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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称国号的低劣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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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称国号的低劣双簧

方觉

2010年9月19日

        最近，有资料显示：中国大陆的仲大军自行宣称是“中华共和国”的“副总统”。

        2003年，仲大军的朋友彭明，在美国自行宣称是“中国联邦”的“总统”。

        中国是有国号的。这个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有宪法、有政府、有人民、有执政党、有军队、有疆域的国家实体，由1949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立，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仲大军、彭明不是不知道这个基本事实。明知基本事实，却故意表演伪称国号的低劣双簧。

        中国的别有用心者，为了阻挠改革，为了干扰稳定，为了反对即将走到舞台中央的新一代政治家，不断背后支持国内的某些“异议分子”和海外的某些“民运分子”，暗中推动他们走向极端。最大的极端，已经不是组织污七八糟的“反对党”。最大的极端，乃是胡言乱语地伪称国号，以此夸大“敌对形势”的“严峻”。

        中国国内的“异议分子”，从来是边缘化的个别现象。海外的“民运分子”，不过是少量反共痞子和反华渣滓的杂凑。他们不断沦落，不断没落，不断堕落，依赖外国的鸡零狗碎和台湾的残羹剩饭。然而，每当国内的“异议分子”或海外的“民运分子”落入新的低谷，中国的别有用心者就会给他们“输血输氧”，为他们出谋划策，帮他们“重新抬头”。这已经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作惯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夸张“敌对势力”的“猖獗”。

        中国国内的“异议分子”，特别是海外的“民运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国的别有用心者制造和操纵的。没有别有用心者的制造和操纵，国内“异议分子”的活动会更少，海外“民运分子”的萎缩会更快。

        中国的别有用心者的实际作用，同“异议分子”和“民运分子”的反共反华作用是一致的。

      

        中国的别有用心者的实际作用，不仅同“异议分子”和“民运分子” 的反共反华作用相一致，而且同外国的反共反华势力相一致。外国的反共反华势力清楚中国的“异议分子”和“民运分子”形不成影响，但是它们为了骚扰中国的崛起，丑化中国的形象，硬着头皮勉强扶持和资助某些“异议分子” 和“民运分子”。中国的别有用心者同样清楚“异议分子”和“民运分子”成不了气候，但是他们也硬着头皮制造和操纵某些“异议分子” 和“民运分子”。

        伪称国号者还有人在。几年前，“中功”的一个人曾在美国自行宣称就任“中国总统”。接近“法轮功”的一些人也曾在美国自行宣布成立“中国过渡政府”，其中有个人充当起“总统”。这类自编自导自演的低档滑稽剧并没有观众。

        2003年我客居美国，即批驳了彭明之类的伪称国号。

    更早，1998年我在中国时，即批驳了彭明之类的极端倾向。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将主政的新一代政治家，不会受气息奄奄的“异议分子”和 “民运分子”的捣乱胡闹的羁绊。未来中国的政治形势，也不会被能量有限、手段低下的别有用心者搅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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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并应对美国搭建“海上联合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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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并应对美国搭建“海上联合阵线”

方觉

2010年9月13日

        从2010年7月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主导在日本海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开始，中国周边海域出现了一系列必须警惕的安全动向。

        与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同步，美国外交部长克林顿（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国际会议上挑动性地支持越南对南海争议的立场，蓄意打破以往美国在南海争议上的“中立”态度。随后，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同越南海军实施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非战斗性”演习，刻意向中国“示威”。

        9月，日本在有争议的钓鱼岛海区“高调”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改变了过去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低调姿态。日本突然的“高调”行动，显然是在“配合”美国对中国施加“海上压力”。

        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原计划的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将进行。而且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参加黄海军事演习。

        黄海连接着中国的内海－渤海。渤海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海上门户”。自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防重心区一直是环渤海与黄海地域。美国特意到邻近中国国防重心区的黄海主导联合军事演习，可见其真实矛头所指。

        总的情形是：北起日本海、黄海，中至东海，南到南海，在美国的主导和“鼓舞”下，整个中国周边海域都起了安全风浪。

中国的主要国防方向在海疆。美国向中国施加安全压力主要也来自海上。

美国还没有完全摆脱伊拉克战争。仍然深陷于阿富汗战争。国内的经济萧条也在持续。因而现阶段美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和财力单独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美国正在寻找“新伙伴”（如越南）、利用“老伙伴”（如日本、韩国），试图组成诸多国家对抗中国的“海上联合阵线”。我们要及时认清美国的这个新的战略企图，有效分化美国搭建中的“海上联合阵线”。

越南是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事实力有限，1979年就是中国的“手下败将”。我们要争取通过外交手段和政治途径缓解或继续搁置与越南在南海岛礁方面的争议，尽量避免激化同越南的矛盾。中国这样做了，相信共产党领导的越南不至于“铤而走险”，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同中国动干戈。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军事能力受制于战败国宪法。它不敢为了一个有争议的岛屿向中国“亮剑”，况且日本的“剑”并不锋利。日本现在是一个商业国家，民众的和平主义情绪浓厚。只要中国坚守对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区的原则立场，同时不关闭谈判之门，日本就不会拼命扩大事态。

韩国国内的“反美倾向”源远流长。同时，韩国还直接面对朝鲜这个有力对手。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的强大的盟友。韩国充其量跟随美国搞几次联合军事演习，它绝不敢直接向中国“挑战”。中国保持与朝鲜的战略合作，韩国就会设法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

美国试图搭建的对抗中国的“海上联合阵线”是完全可以分化的。分化的目的，是集中力量应对美国。

美中战略分歧是实质性的、严峻的、长期的。这种分歧的根本起因，是美国企图阻挠中国的崛起，企图削弱中国的强盛，企图干扰中国的稳定。最近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全面表演”，突出地体现了美国的这些企图。

因应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企图，需要强劲的实际举措。特别是：

    1. 从2011年起，恢复并保持两位数年军费增长率。

        2. 重振从俄罗斯大规模进口先进军事装备。

        3. 加快开发航空母舰及其配套舰只，抓紧完善导弹核潜艇的升级换代，大幅度提升海军航空兵的作战能力，把国防现代化的重点放到最薄弱的海军建设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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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分歧不可能靠空话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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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分歧不可能靠空话解决

方觉

2010年9月9日

    日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前往北京，再次表示：奥巴马总统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坚定致力于发展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美中合作符合两国利益。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分歧，促进美中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这种表示不是实质性的举动，而是新一轮空话。

 2010年4月，针对2009年底2010年初美中关系的诸多摩擦，奥巴马总统本人就作过同样的表示：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正面关系。并承诺美方全面确认奉行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承认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然而，5个月来美国不但没有采取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正面关系的实际行动，相反却采取了一系列损害美中关系、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错误行动。

美国开始执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并蛮横声称“对台军售不需要与中国磋商”。这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蓄意背离。

美国外交部长希拉里·克林顿（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国际会议上公开支持越南对南海争议的立场，另有所指地提出南海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甚至表态美国愿意介入南海争议的“调停”。美国并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国，南海的“航行自由”也没有被中国阻断。美方的真实用意是挑拨越中关系，制造南海争议各当事国与中国的对立，强行充当南海争议的“仲裁者”，干扰中国的国防战略和远洋战略。

美国派遣一个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到邻近中国的海域主导联合军事演习，在中国周边海域到处“巡弋”、四处“访问”，明显地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

美方的这些错误行动，表明2010年4月奥巴马总统所谓“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正面关系”是空话。

        美国外交并没有多高的水平，无非是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进行对话”的两手，以便最大限度地谋取“美国利益”。中国军队对美国的压力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美方在窘迫之中，派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试图再次用空话“安慰”中国。

    中美分歧是国家利益的分歧，是战略利益的分歧，是各自的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分歧。这类分歧是不可能用美国的空话解决的。

中国有必要提出：美国应该拿出缓解美中矛盾的现实行动。

美方的现实行动至少需要包括：

1. 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今后不再参加邻近中国海域的军事演习。

2. 停止执行对台军售计划。

3. 不寻求介入南海争议。

毫无疑问，美方不会作出这样的最低限度的实际行动。所以，中国没有必要理睬美国的翻来复去的“空话游戏”。

应该坚守中国的国家利益，坚持中国的对台立场，坚定中国的国防姿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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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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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方觉

2010年9月1日

        2010年8月下旬，我因无财力支付所住的一间地下室的房租，不得不去美国纽约市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开办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在那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我所住的不大的房间，共有10个上下铺的床，总共留宿了20位无家可归者。还有几个拥挤的房间留宿着其他无家可归者。不少无家可归者患有疾病，一些无家可归者存在身体残疾或心智障碍。

        在留宿于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那些天里，我的手机收到过1个匿名外语短信，还收到过3个匿名外语电话。这些匿名外语短信和匿名外语电话的暗示相同：如果我与美国方面“合作”，就不会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我对这类拙劣的暗示不屑一顾。

        按照2002年12月中美政府人权对话的协商结果，我自2003年1月起客居美国。开始时美国政府主动联系我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从事研究工作。美国方面从它们一贯的利益交换原则出发，认为我将报答美方的“恩惠”，为美国的对外利益服务。当我一再明确表态不为外国利益服务，支持中国发展、改革、稳定，美方很感“失望”，转而认为我“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粗俗的、狭隘的、赤裸裸的利益观直接地、严重地、长期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一贯在国际事务中把“美国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向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其它国家的利益之上，为了获取“美国利益”不择手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已接近战败，美国为了“减少”自己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的伤亡和“节省”军费，竟然向两个并非军事目标的日本城市投掷了两颗原子弹，造成数十万日本平民的伤亡，遗留下长久的核污染与众多的核爆炸后遗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外国和平居民使用核武器的恶劣先例。又如，美国为了强行扩大自己的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捏造伊拉克“正在开发包括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此为借口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再如，美国为了干扰中国的崛起、分散中国的力量、削弱中国走向全球的势头，一方面虚伪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向中国的一个地区－台湾大量出售军事装备，妄图无限期阻挠中国统一，力求把台湾作为“军事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方面就向我施加压力，力图改变我的政治方向。我在美国7年半，有5年半以上的时间失业。我多次寻找过工作，美国方面则多次阻挠我就业，有意制造我的“经济困难”。美国方面从它们低下的实用主义习惯判断：我将会因为“生活困难”而不得不同美国“合作”以换取“资助”。美国方面需要什么“合作”呢？它们希望我参与反共反华活动，甚至指名道姓地提出过不止一个由美国资助的海外反共反华分子，“动员”我同他们联手，都被我断然拒绝。美国方面曾经直接了当地对我讲：它们可以“帮助”我，但是需要我也“帮助”美国。我也直接了当地回绝这种利益交换：我不为任何外国政府服务，包括不为美国政府服务。

早在2009年7月，美国方面就“特意”提示：希望我考虑，如果不得不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那里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这是一种阴险的威胁。

我宁肯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也绝不同威胁“合作”。

        中国的某些人，也对我在美国的“境地”故作“惊讶”。我对此类拙劣的“故作惊讶”同样不屑一顾。

        中国的某些人的“故作惊讶”，意在暗示我同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合作”，以换取它们的“援助”。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即批评来自团系统的帮派活动，不同出自团系统的帮派势力“合作”。1998年别有用心者出于帮派目的，对我非法监禁4年，我仍然不“合作”。2002年别有用心者再次出于帮派目的，对我非法监禁82天，我继续不“合作”。2003年别有用心者想法设法把我强制送往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引诱我参与“民运活动” 、参加“异议组织”，以便将我划入“敌对势力”，我还是不“合作”。别有用心者千方百计切断国内和国外有可能支援我的经济渠道，妄图通过“经济压力”迫使我以反共反华“谋生”，我坚持不“合作”。

        我严肃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的错误，同样引起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恐慌，正如我明确支持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引起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恐慌。因为我对美国的批评，预示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向，代表了新一代中国人的世界眼光。这在政治上对帮派势力不利。别有用心者安排过形形色色的人，多次提示我“对美友好”，反复鼓动我寻求美国方面的“资助”。其真实目的，是在无法诱使我参与“民运活动” 、参加“异议组织”的窘迫下，企图诱惑我“为美国服务”，以便把我同“西方敌对势力”联系在一起。我照样不“合作”。

    中国的某些人的“故作惊讶”，是耍弄阴谋诡计的表演，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表露。我对他们的阴恶卑鄙久有认识，对他们的可笑无耻久有蔑视。这些人真正应该惊讶的是：方觉同志在美国始终站在政治和对外前沿，始终抵制中国的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始终率先支持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始终坚信将回到中国的舞台发挥正面作用。

我去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是我政治上的光荣，也是我人格上的光荣。因为我坚守了为中国的崛起服务的国家立场，保持了不向外国压力低头的民族精神，捍卫了不崇拜美国不惧怕美国的人格尊严，也持续了反对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态度。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已经标志了帮派势力的衰落。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将进一步显示帮派势力的衰落。

    帮派势力的衰落，有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安宁幸福，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崛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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