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的几个问题
方觉
2011年10月1日
2012年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 不能让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占据多数。
共青团帮派势力政治品质恶劣，没有能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无法实施良好治理，缺乏清除腐败的有力政策，缺乏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举措，不符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公正公平的组织原则，以对西方软弱、对美国退让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不适应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时代要求，根本不懂军事，毫不重视国家安全，得不到大多数干部、大多数党员、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也得不到大多数军队同志的拥护。其真实本质是为获取地位嫉贤妒能，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
如果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占据多数，就难以保持执政党的有力统一，难以进行干部队伍的必要调整，难以确立新的方针政策。
不仅不能让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占据多数，也不能让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平分秋色。如果平分秋色，将导致十八大后政出多门、帮派掣肘、令不行禁不止。
必须反对共青团帮派势力借口“年轻化”，竭力安插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进入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排斥政治思想比较成熟、实际能力比较强、工作经历比较完整的同志。对今后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年龄”不是主要标准。能不能更自觉地推动共同富裕，能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进步，能不能更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能不能更出色地促进中国崛起才是主要标准。以这些主要标准衡量，共青团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是不合格的。
十七大以来，无论是中国的异议渣滓，还是西方的反共反华分子，都期待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后成为中共内部新的“自由化力量”和“分化力量”。尤其期待李克强。因此，坚决不让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占据多数或平分秋色，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方向。
2. 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将近三分之二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长）、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直辖市委副书记）是共青团帮派分子或共青团帮派追随者。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和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长）都是共青团帮派分子或共青团帮派追随者，还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直辖市委副书记）都是共青团帮派分子或共青团帮派追随者，更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长）、省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直辖市委副书记）都是共青团帮派分子或共青团帮派追随者。总体情况：共青团帮派势力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控制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共青团帮派势力的多年蓄谋和阴险布局。
十八大代表团主要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要防止共青团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在十八大代表里制造“多数”，也要防止共青团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在十八大的中央委员会里制造“多数”。
不能允许共青团帮派势力“以地方包围中央”，干扰十八大的政治议程和人事安排。更不能允许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后“以地方钳制中央”，串通一气，分庭抗礼。
3. 1980年以来，共青团帮派势力一直企图染指军队，以强化帮派地位。
十八大将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军委，不能给共青团帮派势力任何位置。军队领导权必须牢固掌握在执政党和国家手中。
不仅不能让共青团帮派把持十八大中央军委领导权，而且不能让共青团帮派将个别追随者塞进十八大中央军委班子。
2011年开始，随着若干中东北非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中国的异议渣滓，西方的反共反华分子，都渴望未来中国发生类似的动荡。他们的渴望的核心，是梦想中国军队脱离执政党和国家，放弃维护国内稳定的责任，放弃抵御外国干涉的义务，默认“政权改变”。所以，绝不能允许共青团帮派势力进入军队。
4. 从1985年起，共青团帮派势力千方百计掌控政法部门。
1989年的政治动乱之所以没能“防患于未然”，之所以没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之所以没能阻止其扩大和走向极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被共青团帮派势力掌控的政法部门，对1987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清理共青团帮派势力不满，因而不采取足够的措施，拖延处理，消极怠工，利用政治动乱向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施加压力。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中央政法委的主要领导权基本摆脱了共青团帮派势力的掌控。但是，无论是在中央政法机关，还是在地方政法机关，仍然有一批共青团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共青团帮派势力仍然不断向政法部门输送“帮派血液”。如，共青团帮派分子贾春旺，担任了13年国家安全部长，在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严重失职，因为政治动乱主要反对邓小平同志，符合共青团帮派的利益；十五大后又担任5年公安部长，对“法轮功”的处置迟缓不力，因为“法轮功”主要反对江泽民同志，也符合共青团帮派的利益；十六大后还担任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到各界批评。再如，1996年以来，北京市的政法工作被共青团帮派分子强卫、吉林及共青团帮派追随者王安顺先后把持，长期操纵、庇护若干为共青团帮派势力暗中服务的异议渣滓。
尤其是近几年，政法部门内的少数共青团帮派分子及其追随者，更严重地违反政治纪律，加紧培植境内境外某些异议渣滓，利用那些异议渣滓吹捧共青团帮派势力，诬蔑十八大将产生的新的最高领导人，拼凑组织，煽动闹事，图谋在十八大前形成“不稳定”，并在十八大后延续“不稳定”，以便扰乱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基础。
十八大后新的中央政法委，要由政治可靠、忠于国家、作风正派的同志掌管。公安部长人选和国家安全部长人选，绝不能是共青团帮派分子或共青团帮派追随者。
5. 李克强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长达16年半是职业共青团干部，没有改革开放经历，没有经济建设经历，没有党政工作经历，没有基层磨练经历。
李克强八十年代同一些“自由化分子”过从密切，对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1987年清理共青团帮派势力心怀政治仇恨。
1989年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共青团帮派势力通过纵容闹事，企图否定1987年对共青团帮派势力的清理。
李克强作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分管学校团工作的书记，背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处置政治动乱的方针，妄想政治动乱能使共青团帮派势力东山再起。
李克强的帮友、其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第一个继任者潘维明，十分积极地在上海参与政治动乱。潘维明在1987年的对共青团帮派势力的第一次清理中即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务，此后，李克强继续支持他的“自由化活动”。李克强的又一个帮友、其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第二个继任者刘晓峰，政治动乱之前即在李克强的赞许下进入动乱源头之一的“体改所”任副所长，十分积极地在北京参与政治动乱。李克强的另一个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后任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的帮友张炜，则十分积极地在天津参与政治动乱。李克强的这些帮友都受到严肃的党纪、政纪、法纪处分。
整个共青团帮派是支持政治动乱的。
1989年共青团帮派支持政治动乱的实质，是企图推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
平息了1989年政治动乱，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对共青团帮派势力进行了第二次清理。
在1987年和1989年对共青团帮派势力的两次清理中，李克强都竭力掩盖、隐瞒他的错误政治立场和错误政治表现。
李克强没有转变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一边。九十年代前期，曾经在海外“声援”1989年政治动乱的异议渣滓，通过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等的“关系”，试图到国内假办“开发区”，以此为跳板打入国内。
李克强不适当地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期间，大力网罗帮派分子，着意经营帮派圈子。
1998年7月起李克强更不适当地相继担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思想空洞，政治水平低，行政能力差，不懂经济，没有实际经验，业绩很少，辖区内特大重大事故很多，尤其是有意掩盖河南违规鼓励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的惨重后果，拒绝采取有力措施救助艾滋病人及其家属，导致恶劣的公共卫生问题和严峻的社会稳定问题。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的“工作中心”，是继续扩充帮派队伍，拼命搭造帮派基地。
2008年发生全国范围的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后，李克强作为分管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督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伙同共青团帮派分子、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主要发源地的河北省长胡春华，蓄意掩盖有毒奶粉事件真相，拖延采取全面处理措施，造成事态急剧恶化。
河南艾滋病泛滥事件与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各自涉及几十万受害人，各自涉及几十万个受害家庭，包括大量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这两个事件并没有完结，远没有完结，其国内负面影响与国际负面影响将不断爆发。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物价上涨过快，通货膨胀势头猛增，普通民众生活压力加大。这同分管发展、财政、国土资源、房屋建设等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近几年积极参与制定和片面推行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有关。巨额投资的主要方向，仍然集中在工业生产、基础设施、中高档房地产业，加剧了产能过剩，降低了基础设施利用率，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投机与过热，从而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为了维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李克强近几年还积极参与制定和实行过量发行货币和过度发放贷款的政策，直接造成通货膨胀势头上扬。与此同时，关系人民基本生活的农业、保障房建设、医疗卫生、教育设施、失业救济、贫困补助等方面的供给远远不足，没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建设的主导方向，更没有把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李克强在政治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在组织上是有突出的帮派行为的，在履历上是非常欠缺的，在工作上是完全不称职的。他在重大事件和关键时刻过去是危险的，将来更是危险的。
6. 多年来，美国一直想方设法寻找“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领导人。
美国希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亲西方。这将“有助于”减缓中国的崛起力度，“有利于”维系美国正在下降的世界地位，“有便于”改换中国的政治制度。
十七大前，美国“预计”李克强将成为“接班人”，并乐于李克强成为“接班人”，认为李克强符合亲西方的“标准”，会继承对美退让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做“全球领导”，保持台湾海峡两岸分离，回避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十七大正确确定了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使美国企图寻找“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愿望”落空。
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自由化和分化来“演变中国”的企图，并没有放弃支持共青团帮派作为亲美工具。
必须坚决反对和有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中国政治。这应该成为十八大后的一项重要对外原则。没有这条对外原则，就不会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独立自主，就会出现共青团帮派用国家利益投桃报李交换西方支持，就会出现共青团帮派同西方里应外合开展“党内斗争”。
7. 共青团帮派1980年开始形成、1992年重新抬头、2002年后急剧膨胀。
共青团帮派是中国共产党九十一年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
长期以来，共青团帮派有目标、有针对、有系统、有步骤、有阴谋、有计划地抢占权位。
2007年的十七大，中共领导层多数成员打破了共青团帮派企图使李克强在2012年十八大“接掌”最高权力的妄想。共青团帮派并不甘心。
十八大后，失去最高领导权的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出现某种国内情势或国际情势时，很可能重操政治动乱一类伎俩谋求帮派利益，甚至可能勾连西方谋取帮派利益。
只要共青团帮派势力在十八大的中央领导层占据了多数，只要十八大后共青团帮派势力继续控制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会选择“时机”、制造“事件”、凭借“多数”在西方的配合下再度尝试攫取最高权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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