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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符号”？
－关于十七大及十七届五中全会
方觉
2010年12月31日
2007年中共十七大确定习近平同志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
中国的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对此极为恐慌，也极为不满。因为它们害怕不能左右十八大之前的政治进程，害怕不能控制十八大的政治形势，害怕十八大后打开新的政治局面，害怕十八大后限制帮派势力滥用权力，害怕十八大后纠正别有用心者违规违纪违法。十八大越临近，它们的恐慌就越加深，不满就越加剧。
2010年8月，有人从北京对我讲：习近平只是一个符号。
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分管党务和组织人事，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参与外事领导，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上具有重要作用。
妄称“只是一个符号”，是不自量力地站在帮派势力的立场，是阴险狡诈地站在别有用心者的角度。
十七大之前，帮派势力试图安排李克强做“接班人”。别有用心者大力宣扬李克强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
那时我认为：如果李克强在十七大成为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帮派势力还会在十八大之后安排“第六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形成“团干部接班”和“团干部代代接班”。出自团系统的帮派势力政治品质恶劣，没有能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无法实施良好治理，不符合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公正公平的干部选拔与使用原则，不适应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时代要求，得不到大多数领导者、大多数党员、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也得不到人民军队的拥护。所以，必须打破“团干部接班”和“团干部代代接班”的帮派设想。而且我确信，经过共同努力，“团干部接班”和“团干部代代接班”的帮派设想一定能够打破。
2007年3月，即十七大之前7个月，我第一个公开提出：中共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新成员，不应该只有来自团系统的李克强，还应该有在改革开放中长期表现良好的习近平，从而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作出合适的准备。（见2007年3月25日《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重新发布于2011年1月5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
李克强1982年1月大学毕业，直到1998年6月，长达16年半一直是职业共青团干部，没有改革开放经历，没有经济建设经历，没有地方工作经历，没有基层磨练经历。1998年7月起相继出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思想空洞，政治水平低，行政能力弱，帮派意识浓，私心重，为人阴险，业绩很少，辖区内特大重大事故很多，对河南违规鼓励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惨痛后果处置很差，公众印象不良，党内看法不佳，干部评价不好。其真实本质是为获取地位嫉贤妒能，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
早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李克强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就在差额选举中落选。这个落选准确地反映了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他这种来自团系统的无德无才无能的钻营者的蔑视。
李克强是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的好友。1993年李克强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干部工作的胡锦涛极力推荐的。而后李克强相继出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也是胡锦涛极力安排的。这种长期“跟着”一个人一个团系统，长期被一个人一个团系统“提携”的不正常现象，不应该是确定最高领导人选的“主要依据”，更不是确定最高领导人选的合理依据。
十七大的政治结局是：在中共领导层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习近平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被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
习近平同志自1982年起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地委书记、省会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几乎经历了地方领导职务的所有层级，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工作了25年，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拥有基层和高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内地和沿海的全面领导经验，具备坚定的国家意识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1959年至196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后遭受了将近16年的政治迫害。1978年至1980年主持广东省工作期间，倡议和实施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最初的示范。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后，参与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习仲勋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有着正面的影响。
“团干部接班”落空。“团干部接班”的落空，预示了“团干部代代接班”不可能实现。
十七大的政治结局将发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2009年9月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散布政治谣言：十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表明习近平的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位置可能改变。
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我即公开指明：十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改变十七大确定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的位置。（见2009年9月18日《政治进程改变不了》，重新发布于2011年2月14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为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行最高领导交替做了进一步准备。
习近平同志是熟悉中国军队的领导体制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那时耿飚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现役军人。现在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得到中国军队领导层的广泛支持。习近平同志参与领导中国军队，将在中国的国防决策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同样不会“只是一个符号”。
习近平同志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进一步防止了帮派势力插手军队谋取帮派私利，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
十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对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政治谣言的有力驳斥，也是对“只是一个符号”的政治仇视的强烈讽刺。
我历来主张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对待人事安排，站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对待人事安排，站在政治进步的方向对待人事安排，站在民族振兴的立场对待人事安排。历来反对帮派势力结党营私、攫取权力。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批评出自团系统的帮派活动，由此引起帮派分子的长期嫉恨，处心积虑阻碍我的政治发展，直至1998年恶意制造错案对我非法监禁4年。
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都出现了新气象。
十五大后不到两个月，我拟了一份题为《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政治建议，倡导深化改革，主张根据新的国际情况完善外交政策。这份政治建议的基调同当时发展、改革、稳定的趋势相一致。
然而，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为了给成长中的新一代政治家制造政治陷阱，自1998年7月23日起对我实行了4年的非法监禁。它们有两个企图：一是企图“牵连”习近平，一是企图在政治上摧垮我。在我的坚决抵制下，这两个卑鄙企图都失败了。
2002年7月22日我恢复人身自由后，准备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工作。但是，2002年11月4日，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再次对我非法监禁82天，目的是强迫我客居美国，把我强行纳进“中美人权对话”范围，防止我留在国内支持新一代政治家。我对它们同样进行了坚决抵制，被迫客居美国以来，继续明确支持新一代政治家，一直同西方的“人权外交”保持距离。
将我强制送到美国后，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通过多种途径，不择手段地挑动我参与“敌对活动”、参加“敌对组织”，以便将我划入“敌对势力”，从而“阻断”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面作用，消除一个新一代政治家的有力支持者。
我在美国从来不参与“敌对活动”，始终不参加“敌对组织”，坚持站在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的立场上，使将我划入“敌对势力”的政治圈套落空。
十七大之前，我全面批评帮派势力，十七大之后，我继续批评帮派势力，保持着重要的政治态势。这种政治态势让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越来越紧张。它们一再失败之下，加紧对我采用违反政治原则、违反政策规定、违反工作纪律的做法，切断国内有可能支援我在美国坚持正确立场的经济来源，堵塞海外有可能支援我在美国坚持正确立场的经济来源，乃至非法侵占我在北京保留的住宅，并企图非法侵占我在福建保留的住宅，阴谋对我日后返回中国事先制造“住房障碍”。
美国的反共反华势力，也对我赞同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十分不满，也对我拒绝涉足“异议活动”十分不满，也对我支持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十分不满，它们也加紧向我施加各种压力，千方百计阻挠我在美国就业，妄图消除一个中国崛起的促进者，消除一个中国国家利益的捍卫人。
美国期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软弱、平庸、亲西方。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十七大前，美国“预计”李克强将成为“接班人”，并乐于李克强成为“接班人”，因为李克强符合软弱、平庸、亲西方的“标准”，会继承胡锦涛的对外政策，认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分离现状，回避“中国崛起”。
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出任最高领导人，代表的是一个有力的执政党，代表的是一个稳固的政权，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李克强成为“接班人”，更多地代表的是一个政治帮派，更多地代表的是一批谋求个人政治利益的钻营者，更多地代表的是一种无法实现良好治理的混乱状态。美国从“美国利益”出发，可以尝试“影响”中国的一个政治帮派，可以尝试“影响”中国的若干钻营者，但是美国自知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的整个执政党，自知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的整个政权。这就是美国喜欢李克强“接班”的原因， 这也是美国不希望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原因。多年来，美国一直想方设法寻找“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以便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和外交方向，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追随国。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选，使美国图谋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长期“愿望”轮空。
我宁可在严寒的冬天前往民间慈善机构食用为赤贫者提供的粗劣餐饮，宁可居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宁可长期失业，宁可留宿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也决不向中国别有用心者的压力退缩，决不向美国反共反华势力的压力让步。
“只是一个符号”还充满政治仇恨地声言江泽民“快死了”。
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作过长期贡献，对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有效地防范了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落入帮派势力手中，有效地防范了人民军队的领导权落入帮派势力手中。这就是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仇恨江泽民同志的来由。
江泽民同志的主要同事曾庆红同志，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最具政治才干、最有工作能力的一位，有力地制约了帮派势力。特别是在十七大，68岁的曾庆红同志主动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书记，为十七大正确确定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创造了重要基础，对打破“团干部接班”和“团干部代代接班”的帮派设想提供了组织条件。
多年来，帮派势力和别有用心者阴险地把它们1998年和2002年制造的针对我的两起错案的主要责任，“安放”在江泽民同志身上，以掩盖它们蓄谋反对新一代政治家的帮派目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它们的这个骗局。
长期以来，别有用心者为了帮派利益，操纵和利用某些“异议分子”，不断诋毁、污蔑、诽谤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习近平同志等。
例如，2003年底，在美国的背景阴暗的“异议刊物”《北京之春》，险恶地准备发表一篇假托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匿名信”，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我当即批驳了这封假托的“匿名信”，要求《北京之春》负责人放弃发表这种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
又如，2005年6月，几个“异议分子”刻意向我诋毁江泽民同志过去在国家主席任内的工作，被我当面驳斥。
再如，2006年3月，另一家在美国的“异议刊物”的负责人，特意向我编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同志的谣言，被我当面驳回。
为了帮派利益操纵和利用“异议分子”，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完全违反政治纪律，说明别有用心者走得多远，堕落得多深。
来自团系统的帮派势力的出现，不合乎改革需要，不合乎现代国家标准，不合乎人民愿望，也不合乎共青团作为群众性组织的本来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将近9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
帮派势力不会自愿退出舞台。不反对，它就会膨胀；不抵制，它就会延续。200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3月当选国家副主席后不久，2008年7月有人在美国纽约对我讲：习近平“只是摆设”（见2010年10月18日《谁是摆设－关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发布于2011年4月12日http://fangjue.blogspot.com）。两年多后，又有人从中国北京对我讲：习近平“只是一个符号”。都反映了帮派势力妄想得逞。
2007年的十七大标志着帮派势力开始衰落。
2010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继续表明帮派势力衰落。
2012年的十八大将进一步显示帮派势力的衰落。
帮派势力的衰落，有利于执政党的统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政治进步，有利于广大干部的公平进取，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安宁生活，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崛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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