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进一步反对共青团帮派
方觉
2011年12月1日
2005年秋，共青团帮派势力散布政治谣言：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即将升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当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个政治谣言是共青团帮派妄图在2007年的十七大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提前“造势”。
共青团帮派势力操纵的某些“异议分子”，大肆配合传播这个政治谣言，虚构李克强“一枝独秀”。
进入2007年，共青团帮派试图在十七大把李克强确定为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共青团帮派势力操纵的某些“异议分子”，大肆配合鼓吹“李克强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将在十七大成为唯一的五十年代出生的政治局常委”。
背景阴恶的“异议分子”王军涛、胡平，还故意发布致李克强的“公开信”，声言“后会之期当不在远”。
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陈子明等一伙1979年“西单墙”的“异议分子”，杂凑了一个“民间课题组”做掩护，“挂靠”当时团中央主管的“青少年研究所”，领取该所的“经费”，还使用“中央团校”的房舍，宣称“属于团派”。
八十年代中期，陈子明、王军涛等纠集一群“异议分子”，拼装了一个违法乱纪、腐败侵吞的“民办研究所”做“组织基础”。那个“民办研究所”把先后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当作“重点关心对象”。
1985年秋，北京大学发生学生“闹事”。在团中央书记处分管学校团工作的李克强，污蔑中央领导层内主张正确处理的同志。
1986年底，若干大学再度发生学生“闹事”。李克强多次表示“赞同”当时个别中央领导人对学生“闹事”的放任态度。
1987年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对共青团帮派势力进行了第一次清理。
李克强对清理共青团帮派势力怀抱政治仇恨，进一步靠拢“自由化力量”。
1989年“政治风波”的直接起因，就是少数人以街头运动挑起事端的方式，否定1987年对共青团帮派势力的清理。
“政治风波”期间，李克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分管学校团工作的书记，背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处置“政治风波”的方针，妄想“政治风波”和“国际压力”能使共青团帮派势力东山再起。
李克强的盟友、其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第一个继任者潘维明，十分积极地在上海参与“政治风波”。潘维明在1987年的对共青团帮派势力的第一次清理中即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务，此后，李克强继续支持他的“自由化活动”。李克强的又一个盟友、其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第二个继任者刘晓峰，“政治风波”之前即在李克强的赞许下进入动乱源头之一的“体改所”任副所长，十分积极地在北京参与“政治风波”。李克强的另一个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后任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的盟友张炜，则十分积极地在天津参与“政治风波”。李克强的这些盟友都受到严肃的党纪、政纪、法纪处分。
“政治风波”期间，那个把李克强当作“重点关心对象”的“民办研究所”，在陈子明、王军涛等的阴谋布置下，大搞动乱，妄图推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
整个共青团帮派是倾向于“政治风波”的。
平息了1989年“政治风波”，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对共青团帮派势力进行了第二次清理。
但是，李克强并没有真正转变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多数成员一边。九十年代前期，曾经在海外“声援”1989年“政治风波”的“异议分子”，通过李克强等的“关系”，试图到国内假办“开发区”，以此为跳板打入国内。
本世纪初，共青团帮派势力掌控的某些机构，特意恢复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查封的那个把李克强当作“重点关心对象”的藏污纳垢、蓄意动乱的“民办研究所”，重新为陈子明等“异议分子”提供活动基地。
2007年的十七大，中共领导层多数成员推出在改革开放中长期表现良好的习近平同志为2012年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
共青团帮派势力对此极为恐慌，也极为不满。
十七大后，一些背景阴恶的“异议分子”，如王军涛一类，竭力诋毁习近平是“窜升”到李克强前面。
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共青团帮派势力又制造政治谣言：十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表明习近平的十八大最高领导人选位置可能改变。
于是，王军涛一类加紧鼓噪：从阻止习近平进入中央军委下手，扭转习近平接班趋势，利用一切机会阻止习近平接班。
还有人反复煽惑：在十八大之前废除习近平的最高领导人选位置。
早在2003年，胡平等即阴险地策划在他们的“异议刊物”《北京之春》发表假托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匿名信”，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
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阴暗的别有用心者再度散播对习近平同志的人身攻击。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为2012年十八大进行最高领导交替做了进一步准备。
十八大后，失去最高权力的共青团帮派，在出现某种国内情势或国际情势时，很可能重操“政治风波”一类伎俩谋求帮派利益，甚至可能利用西方谋取帮派利益。
多年来，美国一直想方设法寻找“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美国期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软弱、平庸、亲西方。这将“有助于”减缓中国的崛起力度，“有利于”维系美国正在下降的世界地位，“有便于”改换中国的政治制度。
十七大前，美国“预计”李克强将成为“接班人”，并乐于李克强成为“接班人”，因为李克强符合软弱、平庸、亲西方的“标准”，会继承对美退让的外交政策，认可美国做“全球领导”，保持台湾海峡两岸分离，回避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出任最高领导人，代表的是一个有力的执政党，代表的是一个稳固的政权，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李克强成为“接班人”，更多地代表的是一个政治帮派，更多地代表的是一批追求个人政治利益的钻营者，更多地代表的是一种无法实现良好治理的混乱状态。美国从“美国利益”出发，可以“影响”中国的一个政治帮派，可以“影响”中国的若干钻营者。这就是美国喜欢李克强“接班”的原因， 这也是美国不希望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原因。
具备坚定的国家立场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选，使美国企图寻找“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长期“愿望”落空。
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放弃利用共青团帮派作为“亲美工具”。
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若干中东北非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中国的“异议分子”，外国的反华势力，都渴望未来中国发生类似的动荡。
无论是中国的“异议分子”，还是外国的反华势力，都期待共青团帮派在“十八大”后成为中共内部新的“自由化力量”和“分化力量”。尤其期待李克强。
共青团帮派的真实本质是为获取地位嫉贤妒能，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
必须进一步反对共青团帮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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